“遵义县赤色工会”成立的背后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转战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红军在遵义活动期间，组建了著名的“遵义县赤色工会”，发动工人参加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开创了遵义工会工作的先河。

翻开《长征与工运》，黔北苏区赤色工人运动的历史印记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央红军长征转移到遵义创建黔北根据地时，遵义县的近现代工业初具雏形。产业工人主要由县城和乡间的挖煤匠、炼铁讲、石匠、木匠、弹花匠等劳动人民组成。中央红军主要采取向驻地人民群众广泛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宗旨，发动工人、农民组织起来，支援中央红军。

1935年1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在遵义老城天主堂召集前往丰乐桥(今迎红桥)欢迎中央纵队入城的各行业工匠开会，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兼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号召各行业工匠组织自己的工会，团结起来，参加革命斗争。随即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派出干部，赴各行业工匠中去发动、指导，分别在杨柳街县立小学(今文化小学前身)、轿子街考棚上(原中共遵义市委处)、丰乐桥接官厅、丁字口永顺斋、何家公馆后面的三皇庙，召集行业工匠大会，推选出席成立遵义赤色工会代表。11日，遵义的木匠、石匠、泥水匠、油漆匠、黄包车夫等400人齐集柿花园鲁班庙，成立了以邓云山为主席的“遵义县赤色工会”。赤色工会下设若干行业工会:如木工工会、泥水工会、草鞋工会等，

遵义县第十五区(高坪区)高坪镇(今汇川区高坪镇)炮匠(修造枪械工)吴海清，帮助红军修理枪、炮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35年1月上旬，红一军团向桐梓、松坎推进，军械修理所驻进高坪镇。在高坪镇成立了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遵义县膏平(高坪)区抗捐委员会。吴海清把自己的全套工具搬到红一军团军械修理所，为红军修理枪械。有一挺机关枪，锈得枪栓无法卸下来，部队领导说扔掉算了。吴海清舍不得，将锈枪夹在老虎钳上拆枪栓，枪栓滑机，枪膛内残存的子弹穿射吴海清腹部，在场的红军战士当即将吴海清送到老街红一军团某师卫生部医院抢救，时值红军医院奉命向桐梓开进，红军医院决定用担架抬着吴海清边行军边抢救。吴海清的妻子王福民不同意，红军部队只得留下10多块大洋和一些药品，委托高坪镇外科医生吴万兴尽力抢救。吴海清终因伤势太重，就在红军军械修理所向北开进的当天晚上牺牲。安葬吴海清那天，送葬队伍长达一华里。

黔北苏区群团组织遍地开花

20世纪30年代的黔北，除赤水兵工厂、桐梓发电厂等少数工厂外，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产业、因此产业工人不多，绝大多数是从事手工操作的各行业工人，他们毫无政治权利，靠微薄的工资收入养家糊口，生活极为贫困。当红军进驻黔北后，经过宣传发动，工人们迅速行动起来，组建工人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除了成立“赤色工会“外，1935年1月10日，在遵义县三岔成立了“三岔工会”，由三岔的木工、石工、缝纫工、弹花工、织布工、皮匠、理发匠等组成。之后，在遵义县枫香区花苗田成立了“花苗田陶瓷工会”，由十多名陶瓷工人组成，红军在桐梓县城帮助成立政权组织的同时，成立了县工会和三个城郊工会。

据史料记载，红军四渡赤水期间，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派红军干部在黔北地区组建了“黔北”“遵湄绥”和“赤水河”3支红军游击队。此外。由地方党组织和红军还先后创建了“赤合游击队”“政治部保卫游击队”的20多支县、区、乡级革命武装组织。转战黔北期间，帮助各地先后组建了40多支工、农、青、妇、儿童等群团组织。其中工人组织有“遵义赤色工会”“桐梓县工会”“三岔工会”和“花苗田陶瓷工会”等。

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游平伟在《黔北苏区的工人运动》一文中提到: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三路强渡乌江天险，向黔北腹地挺进。红军所到之处，受到当地包括工人在内的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她们手持写有“欢迎红军”等内容的三角小红旗，到几里甚至十几里之外的地方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烈欢迎红军。

尚嵇“迎接红军维持会”提前分工部分人员筹集军粮，并由工人加工成大米。待红三军团一部进驻尚嵇场时，即把4000多斤大米送到红军驻地。

党和红军中央机关、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长达12天，需用军粮数量很大。遵义赤色工会组织部分工人和其他群众，动用全城大米加工工具，将打土豪得来的稻谷加工成大米数万斤，供应红军。

在桐梓县，在县革命委员会和县工会的领导下，组织大米加工工人和许多妇女群众，利用县城所有的水碾和牛碾，日夜加工大米10万余斤供应红军。

红军驻扎遵义地域时，正值严冬时节，当地缝纫工人不辞辛劳，用打土豪得来的各色布匹，为红军赶制了大批军衣。

在遵义县城，由赤色工会组织一批缝纫工人和妇女市民，为红军赶制军衣万余套。

在桐梓县城，由桐梓县工会组织十几名缝纫工人，集中12部缝纫机，在桐梓中学为红军赶制军衣4000余套。

红三军团一部驻扎三岔街上，由三岔工会主席张合清(弹花工)、副主席陈树云(织布工)，组织缝纫工人为红军赶制棉衣200余件;组织钟泽生、钟皮匠等为红军修补和新制军鞋。

红军北渡乌江、南渡乌江、四渡赤水，都得到了工人群众的大力支持。红三军团在茶山关渡口北渡乌江时，当地船工帮助红军打捞沉船，摆渡红军过江，三天三夜没合眼。红一军团一师和红九军团在回龙场渡口北渡乌江时，当地船工赵子云、周金科、田木匠等帮助红军找材料、搭浮桥。船工安和清冒着生命危险，泅渡过江，打捞沉船，摆渡红军。红军三渡赤水时，茅台船工赖元兴等的帮助红军扎竹筏、搭浮桥。

水运工人援红军

自1934年4月、5月红七军转战、12月北进，1934年9月、10日红六军西征，1934年12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和1936年1月红二方面军长征。红军五次出入黔东南的榕江、从江、黎平、锦屏、剑河等十二个县，在黔东南的革命史上谱写出惊心动魄的光辉诗篇。

黔东南的水运工人由于受到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木商、地霸的剥削，政治地位低下，生活极为贫困。锦屏县的排阀工人，曾于清光绪年间集于清水江畔的茅坪，以武力开展组排摆放、增加工资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红军进入黔东南后，受在榕江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鼓舞以及红军的宣传教育，特别是红军散发的《出路在哪里》革命传单提出的“工人组织工会、工人增加工资”“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每个工人农民有衣服穿暖，有饭吃饱”等内容，指出了工人的斗争方向，激发了工人的革命热情，工人们不仅积极支持红军有的还参加了红军走上革命道路。

1934年4月29日，红七军转战黔桂边界到榕江。第一、第二纵队攻打榕江城需要度过都柳江，杨家湾的船工和群众，争相为红军砍竹子、绑竹梯，船运工人驾船渡红军过江，红军迅速占领南门外的制高点，为攻克榕江城创造了条件。腊子寨的船工和群众，将自家楼梯给红军攻城用。附近村寨的群众，也为红军送水送饭、抬担架送伤员，支援红军。战斗结束后，红军打开监牢大门，放出被关押的无辜群众。并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红军的宗旨，工人和其他群众受到了革命教育。5月1日，红军在镇台衙门广场召开有6000多人参加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攻克榕江城祝捷大会，红军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在大会上讲解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性质、任务、主张后，号召全体劳苦群众联合起来走革命道路，打倒官僚资本家，打倒地主恶霸，推翻国民党新老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接着台上台下鞭炮齐鸣，庆祝胜利。工人们第一次参加庆祝自己的节日活动，听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真理。会后，挑柴卖的潘老四和覃明祥、张榕生等几十人参加了红军。

1934年1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右路纵队先头部队到达锦屏县清水江与乌下江汇合处的河口，河对面是剑河县南嘉区所在地，有国民党黔军和民团驻守，江面上的浮桥被拆毁，船只被收尽，给红军过江带来极大困难。红军先头部队在火炮掩护下涉水强攻，经过激战占领南嘉。两个月前，红六军团过乌下江将给当地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水运工人们都知道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于是，当红军19日搭浮桥时，当地水运工人和人民群众积极运送木船、木排、门板等，支援红军架设浮桥。经过7天7夜，红军全部顺利渡过乌下江向剑河县城前进。毛泽东主席经过剑河附近苗寨时遇到一个60多岁的苗族老太，带着一个小孩，身穿破烂衣服在寒风中发抖，毛主席走到老人身边，听老人说她家秋收粮食全被地主强行收去，儿子又被国民党抓去当兵，无法生活才四处讨饭时，毛主席当即叫人拿东西给老太太和她孙子吃。毛主席从他身上脱下毛衣又从行李中取出一条布被单，又叫警卫员拿过两袋干粮送给这位苗族老人。老人满眶热泪地向毛主席作揖:“救命恩人呀!我该怎么感谢你们才好!”毛主席说:“老人家不用谢，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人民的队伍。”红军救济贫苦，爱护群众，关心人民的恩情永远留在苗族人民的心中，激励着人民群众积极支援红军长征。

1934年12月22日，红一方面军右纵队主力部队到达台江县清水江边的商业口岸、国民党区公所所在地施洞口，当红军得知“当地印子”(欺压群众的八户土豪、富商、恶霸)欺压人民群众后，随即打倒了“八大印子”，处死罪恶多端的恶霸相向银魁，没收地主恶霸杨金元等10户的财物，集中在地主张炳修门前飞分给群众。红军在与船工座谈时，又团结了苗族龙船节鼓手刘昌隆，加上红军的政治宣传，船运工人和人民群众受到深刻的革命教育。工人和群众得知红军要在施洞至方寨三四里路长的河段上搭设三座浮桥后，张荡东等船运工人和人民群众，迅速架来木船，送来布料、门板，挑来箩筐、石墨等物资，支援红军架浮桥。张荡东等10多人跳进刺骨的河水里，和红军肩并肩架好浮桥。红军离开施洞时，工人和群众会集桥头热烈欢送亲人。张荡东等多名船工，踊跃为红军带路向镇远和施秉进军。